文：Arik （王韋柔）編輯：何昱泓
講題：市民對話 ｜中繼屋，不只是組合屋：災後社群韌性的支持系統，我們可以如何想像？講者：黃舒楣（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與談：'o'ol 高涪暄（市民書店顧客服務經理）時間：2025.11.19（三）19:30-21:00地點：市民書店（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25號）在氣候變遷和地質不穩定結構的夾擊下，大型災害已不再是偶發事件，而是台灣社會必須面對的「新常態」。
每當豪雨傾灌、家園事業破碎時，關於「災後重建」的議題才被拿出來討論，然而，不論災後討論佔據多少新聞版面，輿論焦點與政府關注重點往往只侷限在工程、搶修、預算等技術性與工程性指標的量化指標中。然而，這種由「土木工程」主導的單一視角，與在地社群追求「活下去、留下來、再開始」的核心韌性，有著根本性的矛盾與衝突。這種韌性牽動著文化存續、族人情感網絡與土地的深刻連結，若制度無法正視居民的訴求，臺灣將永遠陷於「反覆受災、反覆重建，卻無法建立長期韌性」的惡性循環。
講座開始，黃舒楣節錄 FATA’AN 部落青年階層的新聞聲明稿，重述馬太鞍堰塞湖溢流潰壩成災後，在地青年提出的訴求包含：
1.提升中繼住宅預算，並非只有工程優先
2.落實FPIC原則（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自由、事先、知情同意），重建不可以跳過部落，族人要事前了解，也要知情同意。住中繼屋讓部落能集體面對家園重建，而非直接遷村。
這份訴求，無疑是對16年前的莫拉克風災災後重建策略，深刻地反思與詰問。
預算分配失衡：原地去留的權力剝奪與原住民族政治困境
黃舒楣指出，災後重建的預算呈現根本性的失衡，高達九成九的災後預算投入道路修復、邊坡加強或是堤防加高等硬體工程，然而真正攸關社群存續的中長期安置規劃，卻被極度邊緣化。這種工程至上的思維，反映出執掌權責者的短期近利，無法關注到社區重建後的長期生活。這樣對社群需求的漠視，更讓重建之路難上加難。
這種結構性的失衡在政治場域中又再次被放大。由於政策制度及原住民族族人數量佔少數，使得重建議題在地方政治中缺乏足夠的政治籌碼。許多攸關原住民族社群的訴求難以獲得足夠的力量推動，在政治與工程的雙重壓力下，在地社群的主體性最終被徹底壓制與忽視。
接著，黃舒楣以自己長年關注的好茶部落在莫拉克風災後的重建為例，進一步分享並說明權力如何在災後對於社群的主體性產生影響。她指出：
「風災後好茶部落因為被泥砂淹沒，所以無法原地重建，而決定遷村。然而莫拉克風災，部落其實是可以討論原地去留的。卻因為外部人們的快速決定，當地居民絲毫沒有討論的餘地。」
部落外的世界對於「安全」的解讀與「效率」的追求，主導了集體搬遷的決策，使得在地居民失去表達意見的機會。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工程優勢主義邏輯，無視於土地對於族人而言，不僅是物理上的居住空間，更是記憶與信仰，是族人延續族群生命的另一種方式。若將代代相傳的生存智慧與緊密社群網絡拔除，簡化成單純的「居住安全問題」，無疑是剝奪族人的基本權利。
好茶部落的歷史經驗證明，搬遷不意味著斷絕，族人依舊與舊部落、聖山–北大武山，保持著與土地的深刻生命連結。因為地緣關係，族人可以自然回去老家看看，也可以在舊家種植紅藜與野菜；即使不斷移動，族人與「家」的連結與主體性卻絲毫沒有減少。甚至更激起好茶部落的後裔「身為好茶部落的人」與「身為一個真正魯凱族人」的自我認同的探尋，以及對於自己舊部落和文化認同的渴望，自發性地發起修復石板屋、舊部落巡跡等。
相較之下，八八風災時由政府和民間慈善團體主導的異地永久遷移，卻導致了決絕的文化切割和自我認同的消失。斷裂的決策將族人的生活、生命經驗與文化脈絡就此切割開來。風災過去至今已過了十多年，當初的混亂與焦急看似已平靜下來但族人社群卻仍舊被困在這場災難之中，包括人際網絡的疏離、傳統知識的流失、以及與祖居地的情感斷裂。
這是一場持續性的文化創傷，也是缺乏「知情同意」的災後決策所種下的苦果。
八八風災後的中繼屋經驗：效率走在理解之前的災區居民主體性剝奪
莫拉克颱風的重建策略，最為人所詬病的關鍵，在於對中繼安置的徹底忽略與汙名化。黃舒楣提到政府當初為追求效率直接興建永久屋略過中繼安置，以為能就此澈底解決問題，卻反而衍伸族人們主體性的「被壓迫」。風災後被迫住在隘寮軍營等臨時場所，對於原來居住於瑪家部落的族人們而言，這是長達一年的嚴酷等待。
隘寮營區中的空間，本就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設計，空間毫無隱私、環境又相當簡陋，根據李毓青（2010）的報導指出，「營區設備簡陋缺乏維護，一戶三坪半，薄薄的木板隔間，隔音、隔熱、衛生和空氣流通都是問題，簡陋的集體衛浴設備，蹲式廁所對老人家十分不便，冬天還沒有瓦斯洗熱水⋯⋯。」莫拉克新聞網（2010）也記錄了類似的困境：「只要每次下雨，就得撐傘上廁所。」而安置區又是木板隔間，炎熱的夏天讓居民難以忍受。」對於族人而言，基本生活品質堪憂，更遑論能在身心靈都受到庇護的狀態之下，重新思考未來。
在慈善援助的思維主導下，搭配上工程主義與政治本位的邏輯思考，族人難以對重建說「不」，這些都使得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居住權、與文化自主權，在這種一時難以察覺，但卻極具毀滅性力道的「善意」，被根本性的剝奪與限制。
政府在永久屋的戶籍認定上幾乎沒有彈性。即使住在部落，倘若族人的戶籍不在部落所在地，在申請安置的順位上，也會被排擠往後遞延。這顯現政府的施行細則，取代了族群內部自行判斷的權利。
「誰適合住、住在哪裡、能否重建，都是外部做的決定。」黃舒楣說。
黃舒楣接著舉例：禮納里部落是由原先的瑪家鄉瑪家村、霧台鄉好茶村以及三地門鄉大社村三個部落，因莫拉克颱風風災重建而組成的永久屋聚落。為了方便管理，永久屋的設計採取了都市化、集中化的配置模式，欠缺考慮各個族群與部落文化的主體性和族群性、以及生活習性、傳統祭儀、社會規範等差異，反而造成部落彼此之間的劇烈衝突和仇視。
由於缺乏土地權的省思，災後的利害關係人形成一場複雜的網絡，「聖贈」的蜜糖與「永恆的災民」標籤卻成為族人被迫承擔的痛楚。黃舒楣引述了當時政府官員在八八風災後對那瑪夏居民的說法：「九二一重建時，政府沒有提供永久屋，這次是優惠⋯⋯」。這句話暴露了重建策略的核心矛盾：官員試圖將「永久屋」塑造成一種「政策優惠」或「聖贈」，無形中規避了政府在災後安置中，應對公民權利與文化存續承擔起的責任。
莫拉克風災後，政治人物為追求在四年或是八年任期內完成任務、成為可見的「政績」，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推出援建永久屋的模式，藉此迅速生產大量的安置住宅。然而，這形成了一個由土地提供者–政府機關、援建者–非營利組織、以及受贈者–族人組成的特殊三方關係。
「這三方關係是很奇怪的」黃舒楣說。
非營利組織的介入，是因為政府在災難發生的危急時刻，以僵化的行政和工程體系，無法短時間內快速且大量地提供符合社群需求的緊急安置空間。非營利組織的進場雖然滿足了短期對速度與慈善的社會期待，但也將重建的本質，從一種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轉化成一種慈善行為的「聖贈」。永久屋的受贈身分定位，實質上將經歷災害的居民，永遠貼上「永恆的災民」或是「需要救助對象」的標籤。族人居住的房屋被視為一種「禮品」，而族人被視為應該要表達感謝的「受贈者」。
這種安排的核心困境在於永久屋的產權定位模糊。房屋座落於公有土地，且受限於不得買賣、處分的禁令。這使得永久屋僅剩單一的居住權利，嚴重削弱了其作為個人財產的雙重性質意義。更為嚴苛的是，居住權利往往被條件性地困綁：族人必須放棄返回被政府劃定為「危險區域」的原鄉居住定居權，限制不僅是對財產權的剝奪，更是對族人空間自主權的雙重牽制。
「我覺得永久屋好像幫我做太多事情了，連傢俱都給我，太好了吧？我覺得有點不安，我想要自己蓋，可以嗎？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情，只是很衰，被莫拉克打到而已，給我一點幫忙和時間，我可以自己蓋房子，不用給我這麼多⋯⋯」——《在永久屋裡想家》
這段話，帶領我們直視災後居民的心聲。
這段話揭示了「聖贈」背後的主體性羞辱和剝奪。他們渴望的不是恩惠，而是時間、空間與資源，能以自己的方式重建尊嚴。族人接受搬入永久屋後，隨即被要求簽下契約，並放棄了在原鄉重建的可能。即使有了完善的房屋硬體，卻終究得不到土地產權。這種快速、缺乏遠見的政治效率背後，隱藏著對原住民族土地倫理與文化連結的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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