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rik （王韋柔）編輯：何昱泓

講題：市民對話 ｜中繼屋，不只是組合屋：災後社群韌性的支持系統，我們可以如何想像？
講者：黃舒楣（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
與談：'o'ol 高涪暄（市民書店顧客服務經理）
時間：2025.11.19（三）19:30-21:00
地點：市民書店（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25號） 

在重建的長遠協商過程中，「中繼屋」的概念必須被徹底解放與重新定義。

中繼屋不只是一個臨時的地方。它代表著下一段生活的試點，是居民重新找回穩定的基礎，是社群重組的節點。一個讓社群能「集體」面對傷痛、協商未來的空間尺度。

然而在台灣，中繼屋長期被視為只是過渡性設施，不只遭貶抑甚至被貼上負面標籤。反觀日本阪神大地震的經驗告訴我們，中繼屋是維持人類尊嚴和正常生活的必要條件：它應包含公共空間、基礎建設、商店街、教育場所，甚至是流動提款機，來滿足基本生活所需、經濟、文化、教育甚至是休閒運行。這些是維持正常生活與社群網絡的基本要素，不應成為需要「渴求而來」的恩惠。

黃舒楣指出，中繼屋其實可以很快地被建設起來，從選擇地點到公共空間規劃，本質上是一個快速的流程。然而，在台灣，卻往往卡在必須耗費精力「教育官員什麼叫做中繼屋」這上頭。

超越「原貌重建」：場域應從完全「拒絕風險」到提供「韌性管理」

要跳脫這種工程思考與政治邏輯的綑綁，必須從根本上修正對「重建」的認知。黃舒楣提到重建的常見迷思是「重建等於恢復成災前的樣子」，但實務上幾乎不可能。畢竟，災害本身已經永久性地改變了地景、生態與社會結構。因此，必須放棄「原貌重建」的幻想，黃舒楣強調：「無法原貌重建，不代表不能完整重建。」

重建的真正難點，不在於蓋回「過去的房子」，而在於協商「未來的生活」。事實上，在風災地震頻繁的臺灣，族人還是可以住在稍有風險的地方，只要政府能提供配套，給予輔導與安全決策，就能從完全「拒絕風險」到提供「韌性管理」。政府能協助建立更優良的預警系統、強化防護措施，並追溯造成風險的土地河川治理政策，讓社群能夠在保有文化連結的同時，與環境風險共存。

不幸的是，台灣在經驗的累積與知識的應用上，由於政權輪替以及政治現實，難以從過去累積的經驗中得到教訓。黃舒楣提到，九二一的重建經驗應當是台灣寶貴的資產，然而「明明災後重建都有保存、有編輯的紀錄，但這些經驗轉化而成的場景卻發生在神戶而非台灣。」這種對經驗的選擇性失憶，使得政府在面對災難時，只能反覆訴諸於最簡單粗暴的工程手段，無從建立一個真正具備韌性的治理體系。

重建的完整性：從初期硬體修復到長期軟性療育

對於經歷滅村式創傷的社群而言，重建不該只是物理性的搬遷，還需要紀念物、紀念碑、紀念空間。黃舒楣強調，要透過這個方式，讓大家還可以記憶村子的樣貌，療癒集體的創傷，並將災難轉化為社區集體的記憶與力量。

協商也必須讓全體居民能夠參與，不能只是粗暴的原民／非原民二分法。雖然《原基法》保障原住民族的事前知情同意，但非原住民也需要類似的保障。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後，光復鄉內許多非原住民的居民同樣受到大型工程影響，過去也常出現非原住民社區因缺乏參與權而遭到土地或環境侵害的案例。因此，災後重建要整體看待所有居民的參與權與知情權。

FATA’AN 青年的訴求、好茶部落的沉痛經驗，都在告訴我們：重建的起點，不該只是工程預算與硬體設備的規劃，而是該落實 FPIC，從傾聽社群的主體性開始。

唯有當台灣的治理體系願意正視災害研究的學科知識、借鑑國際經驗，並且從過去傷痛中學習，將重建視為一個需要時間與尊嚴的協商過程，才能真正跳脫工程主義的循環。我們必須將中繼屋視為社群未來的核心載體，從上對下的援助回歸主體協商，將政治的短期邏輯回歸到社群的長期韌性，才能讓因災害而破碎的靈與土地，回到人與文化的本質，建立起真正的土地韌性，從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