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浩翔

講者：劉瑋婷 (前《88news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記者)
　　　何欣潔（地味手帖 總編輯） 
時間：2025.10.16（四）19:30-21:00 
地點：市民書店（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25號） 

上篇：莫拉克風災十六年後的重建反思（上）：誰定義了「安全」？倉促的永久屋政策

就算永久，卻仍是「暫居」的不確定

「莫拉克的遷村像是把你從家鄉拔起來，種到陌生的地方，還沒有施肥」何欣潔如此形容。

遷村計畫雖然出自善意，卻在追求簡便與效率的過程中，忽略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也忽略了族人在生活轉換中所面臨的掙扎。

倉促遷入「大愛村」永久屋的居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慈濟一貫的灰色建築，連當地教堂都掛著證嚴法師的靜思語。主要幹道上立有數座「大愛石」，名義上為了紀錄歷史，卻刻著「一早就看到浮屍在大馬路」、「小林村堰塞湖爆開／斷橋／心臟差點停止」、「但願我微薄財產能賣掉／用一半捐大愛台／救災等心願」等語，不僅再次觸動災民創傷，更像是在提醒被遷入的族人：能在這裡安身立命，是因為慈濟的宏願，是因為離開了那個「危險的山上」。

一律灰調的建築讓景象變得陌生，而不合身的規範，更壓抑了族人的生活文化。居民遷入後，被要求配合慈濟「期許園區成為國際模範、世界典範的部落社區」的理念，不能改變建築外觀。路邊的告示牌與標語，不斷提醒族人「不抽菸、不喝酒、不烤肉」，彷彿要將他們塑造成慈濟理想中的「典範居民」。這意味著，即使居民因為生活需求想稍作調整（如：搭建遮雨棚）也會遭到阻撓。

山上部落原本充滿人與人之間連結的生活風景：大家圍坐聊天、生火取暖、烤肉唱歌，以及重要節日的祭儀、殺豬與釀酒，都成了難以重現的記憶。在逐步被期待「成為慈濟人」的過程中，對那些被迫離鄉的族人而言，大愛村始終只是「他鄉的據點」，而非真正的「新家」。

部落的集體遷離，也牽動了生計。部分族人為了延續傳統生活，只能維持山上、山下兩邊奔波的模式；但多數永久屋距離原鄉遙遠，回去耕作、打獵並非可行的選項。因此，也有許多人選擇外出工作，甚至直接遷離大愛村，距離家鄉更遙遠了。

另一個讓居民難以將永久屋視為「家」的原因，是戶籍與土地的限制。政府要求災民限期搬離原居地，原鄉戶口改為「只出不進」。在永久屋出生的新生兒，無法隨父母報回山上戶口，也可能因此失去原鄉身分。居民只擁有房屋所有權，卻沒有土地的所有權，讓這個「家」始終漂浮不定、難以安身。

而當族人面對這樣的不自在時，又會想到自己是「受助者」，是領受慈濟善意的人，於是更難開口質疑。

甚至，劉瑋婷曾聽到有人反問災民：「房子都幫你蓋好了，不好嗎？有房子就該知足了。」或是「山上那麼危險，為什麼你還想住那裡？」

「我為你好」的善意，合理化了政府的遷村計畫與慈濟的永久屋設計，同時也將災民定位為知恩惜福的受助者。不過，就算撇開原漢文化的差異，沒有人能完全掌握他人的生活需求。

當外人以自己的想像取代傾聽，災民真正的聲音便被排除在外。缺乏理解、僅強調慈善的重建邏輯下，政府與慈濟早已先於災民完成了「重建之路」，而災民只剩下接受與否兩個選項，無從加入自己的需求。

遷入後的不適、遠離家鄉的失根感，以及為自身權益發聲的努力，常被輕描淡寫地回應：「當時我們已經盡力了。」甚至，災民還時常得承受來自外界的道德審視，被指為「忘恩義」的人。

慈悲的修辭，遮掩了不願理解的傲慢，也隱蔽了隨之而來的創傷與失根感。災民入住後的掙扎與不安，被理解為命運的無常，而非制度的後果。然而，也許「無常」只發生在莫拉克的那一刻，其餘的一切，都是人為的、是有意為之。

災後重建，需要什麼新的想像？

「當時沒有人帶著惡意，只是『永久屋』的政策框架本身就是錯的。它要求人們簽下切結書，放棄山上的房子和土地，大規模地下山，還要在災後短時間內做出『永久安置』的決定。

可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那樣的情況下，就立刻決定要永遠留下，或是永遠離開。」何欣潔說。

或許，當時的政府與慈濟都抱持著「拯救」的善意；但「拯救」的思維，也同時否定了災民自身的韌性與能力，把所有的決定權收回到「拯救者」手中－－我這是為你好，且我的專業，讓我比你更了解你的需求。

然而，正如何欣潔所說：「面對遷移，每個人都有不同考量。選擇留在山上的，可能是想繼續耕作，或希望死後能葬在家人身邊；選擇搬到山下的，或許是想離開傷心地。

不論做出哪一種決定，都需要時間和空間，讓人從災難中慢慢走出來，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外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憑想像就替他們決定。

因此，面對災難，不能太快跳入「遷村」的思維。應有「中繼安置」作為過渡，讓災民在安全的環境中，有一段安頓自己的時間與空間，重新找回生活步調。這過程，也能讓居民有機會比較、感受目前居所和家鄉有什麼不同、是否符合自身需求，進而做出更貼近自己的選擇。回家的可能性，始終都應該被保留。

從這裡或許能理解，災後的重建之路，不只是「有沒有房子住」的問題，更關乎居民對未來生活與文化延續的想像。重建因此是一項需要謙卑的工程。

謙卑，意味著外界必須願意相信當地居民最了解自己的需要，也有權利決定未來的生活樣貌；而身處外界的我們，或許只能嘗試理解、提供支持，而非替他們決定。

這樣的謙卑，也應該落實在政策設計中：不僅要保留返鄉重建的可能，更要確保在重建的討論中，居民能夠發聲參與、並獲得傾聽。決策應該符合當地的文化與語言脈絡，避免資訊斷裂成為阻礙。「尤其，討論當下一定要有母語翻譯，讓長輩知道每個方案的影響是什麼」劉瑋婷補充。

此外，災後的挑戰不僅來自家園的毀壞，還包括外界投射的想像與標籤。劉瑋婷指出：「一想到小林村，大家通常會直接聯想到『滅村』。但事實上，當時仍有部分鄰里是安全的。只是，『滅村』這個字，讓他們從此被定格在那個想像裡。」這樣的社會想像，也影響著重建的進行。

例如，南沙魯部落的居民在風災後一年返鄉，在2010年4月於等待救援的平台上「立柱」，象徵重建的開始。那不僅是一種紀念，更是一種宣告－－他們回家了，回到祖先的土地上。

然而，即便有民間團體的協助，重建之路仍然艱難。除了政策反覆，更關鍵的困境是：沒有廠商願意進入。

「因為媒體把這裡形容成人間煉獄，大家都避而遠之。」劉瑋婷說。甚至曾有遊客問她：「你們這裡不是死很多人嗎？為什麼還要住這裡？」

媒體對災區的標籤與外界的凝視，使重建更成為與社會想像拔河的漫長過程。災區不會永遠是災區，真正的問題是：社會是否願意相信他們仍有重新站起來的力量，並在支持時，保持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