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議題被放入歷史教科書已久，且二二八的學術研究也不斷在往前推進，然而當在大學的課堂上問起學生：「想到二二八時，你就想到什麼？」學生多數都回答查緝私菸。從這點似乎讓人不禁想問，歷史教科書中的二二八，真的只強調私煙查緝嗎？

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教學極為關鍵。教科書中所提及的二二八事件內容，在文字精簡的情況下，容易簡化成「官員貪污、治理不善引發暴動，政府迅速平亂」，雖非刻意忽略，但對加害者的責任和人權迫害未能提及，而將事件起因歸咎於「社會動亂」或「治理不善」，而非深入探討結構性壓迫或體制性暴力，更將二二八視為省籍衝突，僅呈現本、外省人皆有傷亡的情境，卻不談背後的權力結構與責任。在這樣的文本架構下，學生容易形成單一視角，難以理解事件所造成的社會創傷與政治壓迫，也不容易接觸到受難者的生命經驗與觀點，更遑論培養歷史同理心。

針對此一現象，負責國小教科書審定的吳明勇副教授指出，隨著台灣社會從解嚴走向民主化，長期以來缺乏台灣觀點的歷史教科書內容，終於迎來了鬆動與改變。以國立編譯館部編版教科書正式納入二二八事件為例，標誌著二二八不應再是課堂上的禁忌。然而，他同時也強調，就算事件雖已進入教科書，並不代表學生便能獲得充分理解。教師如何詮釋、教學現場的限制，以及社會對敏感歷史議題的態度，仍讓推動相關教學面臨諸多挑戰。轉型正義不僅止於教材的文字呈現，更需要整體社會氛圍的支持與教育制度的配套，才能讓這段歷史真正深植於下一代的認知與價值觀中。

一綱多本打開二二八的多元論述

從國立編譯館的部編版教科書，一路到今日的一綱多本，教科書中二二八事件的內容，隨著社會轉型與民主深化，逐漸從單一的國家敘事走向多元觀點，不同出版社所出版的教科書，對二二八事件敘述面向也有所差別，呈現出事件的不同面向與民間記憶。不過二二八、白色恐怖寫入教科書，並非轉型正義已然完成的意思，如何落實到教學現場，並讓學生理解更是我們需要關注的課題。當然，也不能完全將轉型正義的責任加諸在老師身上；若要提高課綱內的占比，恐怕也並非實際的課題，因為台灣史的篇章內也同樣多值得教學的內容，增減都動輒得咎。

出現在課堂中的陳澄波與湯德章

畢竟教科書篇幅有所限制，為了讓學生們產生共感，課堂上許多認真的老師會再多分享一些受難者後代的口述歷史或史料，例如介紹陳澄波與湯德章等人的故事，以呈現出二二八事件的複雜性。湯德章是一位對正義與法治堅信不移的法律人，他在事件發生時遭憲警特務逮捕，為了不牽連他人，事先燒毀了重要名單與文件。即使受到嚴刑逼供之下，他仍堅定不屈，展現出對司法精神與人道價值的最後捍衛。

陳澄波是在二二八事件中挺身而出面協商，卻慘遭拘捕、凌辱與槍決，他的遭遇揭示了當時政權對民意的殘酷鎮壓，也凸顯了藝術家在社會動盪中所肩負的公共責任與道德勇氣。而其遺孀張捷在戒嚴年代保存畫作、維護歷史記憶，則展現出女性在歷史傳承中的堅韌與力量。

湯德章與陳澄波的故事不僅僅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個人悲劇，透過具體的人物經歷故事，讓學生能夠真切感受到人權受侵害的沉痛教訓，進而培養歷史同理心與批判性思考。在課堂中，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從不同角度解讀這兩位人物的故事，探討他們面對威權壓迫時的選擇與價值觀。教師們也會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討論和比較，去思考不同立場與視角，是如何影響人們做出差異極為懸殊的詮釋。翁麗淑老師說「歷史課不再只是歷史老師單向講解的場域，而是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的空間。這樣的互動教學方式可以建立學生的獨立思考，也是讓他們在探索歷史真相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尊重不同立場與觀點。」

受難者與遺族的故事透過出版進行傳遞

近年來，轉型正義的倡議者和歷史學者，開始分享受難者的故事，並出版書籍、紀錄片等，讓更多人了解二二八事件的不同面向。這些書籍、紀錄片都成為老師們課堂上的得力助手，讓學生不僅僅是記憶史實，還有更多元的體驗管道與視角認識二二八事件。透過影像、口述歷史及紀錄資料的輔助，學生能夠在情境重建中進一步反思歷史事件的社會意涵，了解體制暴力如何對個人及家庭造成不可磨滅的創傷。二二八基金會藍士博執行長在研討會時則也體醒，上述的教學模式很看似理想，但現行的教育狀態無法期待這樣的教學成為常態，是有賴熱心的老師們，從課表中努力找出有限的時間，耗費比一般老師更多更多的力氣才能實踐。